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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地理学作为一门边缘交叉学科被引入国内近12个年头,其研究范畴、对象、手段与目标较之以前均实现了纵向或横向的拓展。尽管O’Brien早在1992年就提出了地理终结论,金融地理学者对货币与金融空间图景的探索却从未停止过。区位结构、机构地理、监管空间与公共财政空间相互交织关联,构成金融所特有的内生空间(InherentlySpatial),其根植性(嵌入性)的特征非但没有随着ICT的运用而消亡,反而愈加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昭示了不同视角解读金融世界的新路径与新思潮。
  2013年及2014年分别被称为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元年和爆发年。国外鲜有互联网金融的理论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其金融竞争相对充分,体系相对完善,互联网企业主要致力于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进行业务操作、提升效率及降低成本,非金融机构切入金融领域的机会不大,且不存在暴利空间,狭义的互联网金融并不是一个热点问题;另一方面,国外的金融互联网比较发达,其Internet Bank⁃ing 主要意指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并没有一个专有的类似Internet Finance的说法。因此,除了立法、监督的探讨之外,国外的相关研究多是经济层面的实证分析,且针对某类具体问题依次展开。
  目前大致分为四个方向:零售银行服务(Retailbanking services)、分销渠道(Distribution Channel)、机构观点(Institutional Viewpoint)、消费者观点(Customer Viewpoint)。消费者观点又可以分为客户细分(Customer Segmentation)、满意度和忠诚度(Satisfaction & Loyalty)及产品接纳(包括描述性研究、关系型研究与比较研究)。相对于银行的“金融互联网”,我国较为关注互联网企业的开疆拓土,即TABLE(互联网垄断集团TABLE,其中T 是腾讯Tencent、A是阿里巴巴Alibaba、B是百度Baidu、L是雷军系、E 是周鸿祎系)的“互联网金融”;相对于PC、EFPOS、ATM、WAP等终端,更关注移动互联网,强调手机普及率的提高及移动互联金融服务入口的“普惠”,尤其是长期被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的个体,如低收入人群、农户等。
  2015年是中国特色“互联网+”时代的开始。“互联网+”金融对传统的金融机构、体系、市场、工具及渠道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此背景下,金融地理的空间结构被重塑,集中化与分散化趋势并存,信息经济中复杂的地理景象涌现,金融循环与经济在地理空间千丝万缕的交缠促使人们认识与回答金融经济化、全球化条件下,位置与空间是否始终如一的重要与关键,狭义及广义的互联网金融如何改变金融生态,有哪些新的领域值得关注,未来需要防范哪些风险等,笔者将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金融地理学视角的解读,从而为新常态、新金融条件下我国的创新驱动经济、金融提振实体、风险有效管理等提出思路与参考。
  1 金融地理学的新进展
  1.1 互联网时代地理已死吗?
  以往的文献较多地研究金融的聚集与分散。
  对特殊位置(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学理解在于以下两条渠道便利了金融市场的再造:第一,金融主体利用分享知识与信息的聚集经济;第二,金融机构利用全球金融系统中与高交易成本相关联的规模经济。如今的争论则从聚焦于地理异质性的机构视角探讨全球金融资源的汇集及其如何从不同渠道塑造金融实务与体验。举例来说,对公司治理与金融市场交集的研究证明了不同地点的地理和历史特殊性(国际范畴和国内范畴),具体体现在监管规则及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金融实践所引致的多样化的金融景象。这些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揭示了金融市场形形色色的多元化属性,而非仅仅拘泥于诸多资本主义文献所描绘的英美市场模式的那种简单的聚集或发散。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者们针对地理已死这一论点,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反驳。
  1.1.1 传统地理观
  互联网时代,金融地理学家一直在探讨空间分析是否对金融部门依然有意义、有重要关联。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小企业可以获得相对较远区域的银行融资,并且以更非人格化的方式进行沟通交流,似乎说明距离已死。M Petersen等则证明了小企业融资的增加归因于银行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企业更接近银行、银行业聚集或者样本偏差。例如,在巴西,有30%的城市没有任何的银行机构和ATM机,那么小企业只能获得较远地区的银行融资,是否可以说明地理已死?这很有可能存在反果为因的偏误。G Turner指出,金融摩擦内生的空间变动性说明,仅自然地理的差异就带来了很大挑战,如银行建立和维护与客户的关系,一些地理障碍是很难克服的,尤其是地区特有的产业或者文化独立的商业网络。地理距离不仅产生交通成本,也会带来信息的不对称。G.Dymski则描绘了银行分支机构地理扩张的历史,研究表明,有形银行网点的扩张导致产品的差异化,与之伴随的是为低收入客户群体提供的产品质量降低。可见,新形势下,地理要素的作用不曾消亡。
  1.1.2 功能地理观
  在完全自由流动的市场,空间不平衡性会导致最富有生产效率的公司定位于最接近金融中心的地点,反过来,银行也会定位于尽可能接近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在存在金融摩擦的世界,企业与金融业之间存在诸多障碍,包括地理阻断。G.Turner对120个国家27个部门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对出口的影响不仅与该部门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有关,而且与可利用的金融渠道有关。金融可接触性和效率(尤其是银行网点的地理渗透率)以及商业贷款的申请程序对出口产生显著影响。此外,汇付并不能取代正规金融部门的发展。一国内部的不平衡,尤其是接触金融资源的地理不均衡会影响进出口贸易总额,而附加的金融约束要比单一的不均衡更为重要。在此基础上,Alessandrini等创新性地提出了功能距离(Functional Distance)这个理念,即银行从总部到分支行的组织结构内部的距离。对于小型创新企业而言,由于借贷所需的关系强度要素,功能距离要比操作距离(Operational Distance)(人均拥有银行分支数量)更为重要。组织内部网络的联系成为新的空间逻辑联系,信息经济背景下机构组织的空间愈加成为一个流动的空间。MSokol 提出集中化功能的地理(Geography of“cen⁃tralised functions”),集中化功能表现为总部功能(Head office functions)以及其他主要由银行执行的功能。前者包括关键决策及管理功能,权力高度集中。后者可以大致可分为后台支持功能(Back-of⁃fice Functions,如支票处理、信用卡服务、IT支持等,属于功能高度集中、空间相对分散的服务)以及前台与客户相关的功能(Front-office customer-relatedfunctions,如由呼叫中心承载的客户服务功能,属于以后台形式存在的前台服务)。
  1.1.3 智能社会观
  即便地理要素可能对虚拟交易本身而言并非至关重要,但是在决定是否参与交易时地理因素却发挥着重要作用。著名经济学家M.Fujita透视了空间经济学视野的亚太经济空间演进及未来国际合作的前景,他提到未来将是一个智能型社会(Brain power society),将愈加依赖于创造力、交流能力及产品的复杂性。智能型社会存在两种联系即E-linkages与K-linkages。前者是传统意义上企业与消费者通过生产与交易而产生的联系,后者则是产生于人们互相进行的知识创造与转移。现实世界的聚集力源自E-linkages与K-linkages的双重作用,而后者则越来越占据主导及支配性地位。产业聚集和分散的原因在于不同区域之间合作、交流及观点碰撞的影响和作用。区域之间已经不仅仅限于物理或者地理意义上的鸿沟,人力资本积累至关重要,未来亚太经济发展应当注重多元文化的沟通与协作。即便整个世界只剩下一种自然资源是智慧,那么不同区位的交流碰撞也是必要的[7]。如果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同一地点,那么就不会有特殊性,这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空间、地理、地点、位置的重要性。
  1.2 互联网、ICT 对金融空间的再塑造
  金融地理学对全球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零售银行业地理以及金融排斥等关键主题进行了研究。事实上,ICT促使诸如电话银行等电子化服务的普及从而引发生产与消费的地理分离(SpatialDecoupling),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和顾客协同定位的需要。一些金融服务可能从聚集中心开始逐步空间分散化到边缘城市或者低成本区域。事实上,与可替代的其他传输渠道相比(如ATM、电话银行、互联网银行),传统的银行分支机构的运营成本相对高昂。一些银行分支机构开始撤并、缩减,尤其是低收入、相对落后地区银行机构大量流失,金融排斥问题突出。另一方面,零售银行业的工业化在改变着其知识构建。传统意义上的零售银行为关系型银行,即强调当地的默示知识、与顾客面对面的交流。与之相比较,无实体网点银行时代,可利用ICT技术支持的顾客数据库、信用评级系统、区域人口统计、生活方式营销系统等,实现远距离客户的网上甄别、筛选、评估等。尽管如此,这一过程并非完美无缺,同样存在风险、两难困境等。如中小企业的信贷,分支机构的相邻性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见在ICT技术高度发达、互联网普及的前提下,实体银行还是不可或缺的。银行需要面临成本高效与有价值客户面对面接触互动的两难,消除分支机构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D WÓJCIK分析了股票市场与金融中心两大问题。他通过股票市场每日交易的细化分析,包括交易系统、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发行人、投资人等角度,从两个维度研究了股票交易活动的地理——倾向于聚集于某个金融中心以及倾向于国际联合。
  在此框架下,针对“重要的地理重构即将展开”这一论断,他对股票市场未来活动的地理特征进行了预测:在股票市场机构全球网络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作用下,股市以及金融中心将仍然会是彼此至关重要的存在。互联网的兴起,似乎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然而金融地理学家提出了领土飞地(Territori⁃al Enclave)的概念,它超越了传统的地理界限,邻近的每个人都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质,如社会、文化、历史以及经济,具备身份的同一性。它更加证明了金融地理的根治性特征,人文地理要素而非仅仅自然地理的疆域成为国家或区域发展的决定要素。金融空间的内涵更加丰富,位置或地区可以看作是社会建设的产物,是社会权利的密度分布投射在沟通交流、历史、身份地位以及共享未来视野的集合空间。与传统理解不同,科学技术与社会人文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密切融合的,相关社会群体的不同会导致技术框架的差异。ICT的实施与使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谈判或协商的过程,不仅涵盖技术内容本身而且该网络中参与者的不同兴趣、承诺、视野、立场与技术的互动均会影响现实中技术采纳的过程及结果,也会同时影响新兴的社会结构。谈判成为基于过程的方法基石并且与不同场合、空间及机制识别相对应,社会群体随着时间推移的互动都要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可见,互联网时代的领土飞地概念更加强调了地理的人文内涵,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完美统一。这也使我们更加容易理解同样的金融技术与服务,在传输顺畅、成本可控条件下为何在不同区域却有着不同的普及率,为何会出现所谓的金融沙漠与金融绿洲。
  1.3 金融服务的传递通道发生变化
  普惠金融和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普惠金融亦被国内学者称为金融普惠制,其学术缘起于1990年代西方金融地理学学者对金融排斥的关注。金融包容虽由金融排斥发展而来,但其内涵更为丰富。不仅包括储蓄、贷款和保险等基本金融需求,风险资产(如股票、债券、房地产投资等)的选择也属于其研究范畴;不仅关注被排斥弱势群体如何融入主流金融系统,更提倡机会平等、和谐共赢;不仅关注需求主体,也强调供给机构的持续盈利与稳健发展;不仅关注传统金融业态,也研究新金融业态;不仅关注城镇居民、农户,也强调企业融资模式的创新(如桥隧模式、路衢模式、金融仓储模式等),构建多方共赢的融资体系与包容制度,实现各参与主体的一体化互惠共生。金融包容的四大挑战领域在于金融素养、信息与咨询、承付范围的可获信贷、有效的传递(输送)机制或渠道,M Sokol 将传递通道分为分支机构网络(Branch-based Network)、代理商网络(Agent Net⁃work)、无实体网点银行(Branchless Banking),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在爱尔兰,分支机构网络是普遍存在的银行业传递通道且构成其支柱;代理商网络则是银行沿袭了其过去的分支网络,但是将会逐渐被所谓的代理网络取代。该策略有两个有趣的地理维度,即当地根治性与地理流动性。公司的电话服务中心职员被因特网介质所取代,即便如此,爱尔兰目前并没有完全严格意义上的网络银行,这是因为通过ICT的虚拟传输渠道提供服务仍然需要一个实体地理介质的存在以便于其管理和维护,因而区位结构(Locational Structure)与中心化(Centralised)总是有其实际意义的。在国外,金融服务传输的代理模式比较流行,如在巴西,代理商使用银行安装的POS终端,两者是合伙关系,在低收入并且缺乏传统银行部门的地区,超市、药店、杂货店、邮局、小额信贷机构及其他的零售公司都可以承担银行代理商的角色。该模式由于其可达性及规模、提供服务的质量以及支撑这些服务的技术平台,而被认为是独具特色的。其主要开展的银行业务类型繁多:账单支付、新开账户、获取对账单和收支明细、转账、存款、政府福利收入支取、信贷以及其他一些服务。2008年,据巴西央行数据,该国有15万个代理网点,这些代理终端已经五倍于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三倍于银行的电子终端设备。尽管只有占银行交易总量9.5%的比例通过代理渠道进行,其网络却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所有市区。在英国,此类设施与服务很普遍,在超市或者邮局进行货币兑换、小额存取等,非常方便快捷。技术革新和新产品的开发(尤其是与证券化相关联的产品)引致金融服务传输渠道的变化与跨国化,特别是虚拟沟通形式的普及使一些新的传送渠道涌现。在亚洲和非洲,无实体网点银行大部分指的是移动手机工程而且由电信公司管制。在拉美,无实体网点银行则普遍是银行控制下的协议安排,通常被称为代理银行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教育、成本缩减、金融包容提高,都会引发正规传递渠道的使用增加,而现金偏好则限制了纯网络(PPI)银行的普及范围。
  1.4 金融的历史地理学转向
  B Christophers指出,正在发生的危机以及金融结构、金融过程、金融关系的变化,总会误导人们将对金融问题的地理探索局限于狭窄的21世纪或者缩小时间窗口仅着眼当下。幸运的是,近年来对金融地理学的一些研究文献考察了其广泛的历史背景。过去的五年大概是金融世界及其各式地理变化出现危机的五年,私人财务危机、银行金融危机以及国家主权金融危机频现。如何减弱目前的危机余波,并且最大限度降低未来再度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我们以历史的视角理解当今乃至未来金融世界的地理学。金融地理学涉及的历史是有空间的历史,金融、历史、空间以相互交织的方式构成了可以解读当下潜藏重重危机本源的历史地理学。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探索,探析地理因素为何以及如何成为金融世界按照某类特殊路径演变的根源。例如,在航海时代,风险是海运保险的同义词,金融工具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海域商业货物运输的不确定性问题;Schoenberger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地理论证,历史研究表明,目前我们如此熟悉的货币化商品市场的产生与其说是为了便利交换,不如说是为了设立有效管理跨时空资源的机制需要;Lazzarato更是断言,借贷关系是最普遍、最去疆域化的关系。诚然,这些金融的历史地理学分析存在细微差别,有些笼统,有些甚至泛泛而谈,然而,当今时代背景下金融地理学如果缺乏历史地理角度的细化研读,将很难充分给出客观世界的解释与答案,即便在互联网金融惠及各类主体的当代,这种历史追溯或许也不应仅仅限于数年,而应是数个世纪。
  1.5 虚拟金融与实体经济
  S Hall聚焦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交集,探讨金融循环(Financial Circuits)在每天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如何设计不同的金融循环以使金融系统及其关联的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S Hall指出货币、金融、经济内在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以及广义社会科学的较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正如A.Pike等所言,这反映了地理学派长期以来对金融问题的关注,金融地理学逐渐从经济地理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门子学科。金融循环与实体经济的金融地理学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理论与实证探析:公司金融;金融与每日城市与环境的经济地理的关系;国际金融系统本身性质的变化。A Pike等提出了有可能形成独特的地理方法论工具的两条路径,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交集。第一,研究需要探索金融网络必然存在的地理结构、背景与本源。事实上,金融和经济活动的交集本质上是地理范畴,它是表面上并列的固定标量单位组成(如国家、区域),而这些分等级的标量富含关系性、地质拓扑学要素(如货币、金融资源流动及循环);第二,金融化强度的增加及范围的扩大使深入研究国际金融系统中出现的新的参与者和新的空间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些新的要素相互交织,与国际金融系统的运行密不可分且至关重要。S Hall认为,尽管研究经常指向日益强大的国际金融系统,但是金融网络仍然是地理异质性的。地理特征是公司内在的嵌入性特征,比如在谈判获取金融资源的过程中(尤其是信贷资源),企业内的参与人不仅利用其专业知识与技能,而且与金融中介形成一系列私人间的网络,而该网络通常被公司金融研究的传统学派所忽略。从理论层面讲,在已建立的地理空间中(如城市、家庭)金融与经济地理的交集与货币、金融流动相互交织、影响,会创造出新的经济地理,其中新的空间与新的参与主体都非常重要。互联网金融的不同模式下(如第三方支付、P2P、众筹融资等)新涌现的各参与方融入了金融循环、改造着金融空间、作用于实体经济、重塑着金融系统。
  1.6 与互联网横向思维相补充的工作场所地理学
  如果互联网思维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随时随地享受各类金融服务的能力与模式,其本质是深入挖掘客户的“时间盈余”、“空间盈余”和“认知盈余”的话,那么工作场所地理学(Workplace Geog⁃raphies)则是与之相对的纵向思维。它是一个新兴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目前体验、情境知识和个体移动居于地理学许多研究议程的最前沿。然而在工作职场的地理研究中,人这一要素常常被忽略,即在特定环境下、体现日常工作实践的研究并没有引发学者足够的重视。C. M. Morran倡导更多地进行工作参与观察法(Working participant obser⁃vation),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分析如何将通行理念付诸灵活劳动力的实践,并且创造性地被工作场所的参与主体所改变(特别是在服务性行业,包括金融服务业)。在这类交互式服务工作中,需要雇员和顾客面对面的交流,其性别、年龄、能力、种族等蕴含在互动过程中,成为所提供产品的一部分而售卖给顾客,20年前人们就意识到地理学中工作着的人们很值得研究。工作参与观察方法已经在日本的一些小旅店得到了实施执行,如Yamazakura以日本的一家小旅店为蓝本,进行长期的调研观察。关键是如何将这一方法广泛运用于个人参与工作的调查研究,以及使地理学家认真对待蕴含在工作实践中的空间性及创造性。目前所有相关学术研究的特征是真正想要了解人们如何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下谋生,以及相信地点及空间在劳动力地理学中的决定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方法论资源及技巧去开展研究,使人们长期以来无法充分考察社会实践中蕴含的主观感觉及创造力。各种体验诸如学习新的工作、在复杂的层次结构和雇员及管理层构成的社会网络中确立谈判地位,共享工作引发的情感、身体的压力及快乐,所有这些都提供了基于位置的有关工作场所的态度、行为和意义的洞察,否则将很难或无法学习与考察这些特质。基于工作是成人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地理学家不仅迫切需要了解人们在哪里工作、如何评价其工作,也要探索工作以及工作场所中的默示方面,这些默示层面很难在访谈、普查或其他方法中体现出来(这些方法倾向于将工作背景及实践剔除),因而透彻地理解劳动力地理学就必须进行工作参与式观察,个体此时不仅是研究对象也是工具,可以帮助揭示其他方法未能或无法书面表达出的规则及雇员、管理层、顾客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初看这似乎是互联网时代的逆趋势,但在电子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对微观主体纵向的、深入的研究已经成为另外一个热点和前沿,例如中国社科院、西南财经大学近年调研的微观数据(家庭金融研究),将个体、家庭、行为、思想、态度、情景知识等提上研究日程。当然,工作场所地理学显然更进了一步,它是在微观主体工作场所的深入地、长期地参与互动式的跟踪调查与研究。
  2 对我国的启示
  2.1 文化金融地理
  金融地理学家在分析货币和金融系统时,更关注自反性(Reflexivity)、社会、文化与人文力量的作用。文化金融地理则是以金融之力,激活文化能量,引导文化资源的资产化、产权化、金融化,而互联网众筹、天使投资、创客空间、新三板挂牌等众多文化产业投融资已成为热点话题,各地纷纷设立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将“互联网+”文化作为区域社会资本整合、文化投融资产业链优化的关键节点与抓手,构建新的产业形态,引导人们新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消费理念、价值观念等。文化根植于区域,微观个体的宏观涌现同样影响着文化金融地理的演化,如微观个体的性别、性格、思维与行为特征对投资目标、投资方向、风险偏好及投资回报期望的影响;女性创业融资、经济主体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面对金融创新的微观个体差异与障碍(功能障碍要素、心理障碍要素)对金融排斥的作用;金融地理学大生境下,各参与主体包括市场、企业、机构之间的生态竞合与共生关系。孕育中的文化金融地理学将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最新发展方向,并在实践中推进本土文化传承、金融体系重构、文化飞地合作以及文化融资担保、文化小额贷款、文化投资基金、文化银行、文化信托、文化保险等方面的集聚发展。
  2.2 房地产金融地理
  房地产业的发展一直保持着较为强烈的区位特征,地理特质、空间邻接性、社会经济特征等对房地产价格均有显著影响。在地理特征中,空间邻接比地理距离对房地产价格区域互动的影响更显著。国外研究同时表明,性别、从业经历、种族、房产经纪、住房基金等要素与房地产的空间分异、收入财富差距、区域的繁荣、衰落与复苏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联网触发了人们对房地产的多元化需求,并且为其实现提供了平台。如You+创业社区,为年轻的创业者提供便宜的办公空间;与小米合作打造智能家居楼盘;万通旗下的自由筑屋与众筹网合作共建房地产互联网金融平台“众筹筑屋”等。房企跨界越来越多,采用O2O模式,“互联网+”房地产将品牌、资金等进行整合,可以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房地产金融地理学也将越来越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并引发学界与实业部门的关注。
  2.3 农业金融地理
  农村地区、农业人口一直是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服务对象,如何解决金融困惑,使农业主体有尊严地获取全面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始终是政府的核心目标之一。金融互联网具有网络覆盖广、综合成本低、复制推广快、信息储量大的优势,可以较高效地解决传统商业银行体系面临的成本高、收益低的问题,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使用则可以在信用评估、风险管理层面有所作为,可见,互联网金融是天然的发展普惠金融的最佳选择之一,其提供的微支付、微投资接口与渠道为更多的小散户及弱势群体打开了接触现代金融服务的窗口。“互联网+”更是在推动智慧农业进程、改变农产品消费市场以及构建以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农业互联网金融平台等方面发挥助力作用,勾勒出新农村的新金融发展图景。如中国212个淘宝村的兴起与活跃、农村供应链金融与移动金融的发展契机与关口、乡愁乡情思潮带动下的美丽乡村、休闲乡村建设以及大农场模式的探索等,都离不开第三方支付、众筹、P2P等诸多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支持,都超越了传统的信用评估方法(如远距离信用评分、蚂蚁金服的水文模型等),都着眼于投资目标、投资风险态度、投资时空观的多维视角,而农业金融地理的铺陈也在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理念下不断展开。
  2.4 保险金融地理
  金融地理学的鼻祖之一瑞斯托·劳拉詹南早就指出,在金融地理学的研究中,必须考虑保险问题。许多保险部门与传统的地理问题联系密切,财产所有者买保险以预防地震、台风和洪水,船主和厂主担心自然灾害因而购买灾祸保险,农作物被保险以抵御天气、灾害和蝗虫风险,而机动车必须投保交通事故险等等。保险的可得性和保险费率常常有着地理的差异。国内的保险公司也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产品与服务,如根据App记录的日常步行与锻炼习惯推出的不同费率的人寿保险产品、与碳排放指标挂钩的个人、企业保险奖励费率等。目前大数据及云计算等也在慢慢渗透入保险行业,如传统的车险以车价为计费基准,并不考虑汽车实际使用情况,仅在每年续费时根据上一年事故情况给予一定折扣,而UBI(Usage Based Insurance)模式则由保险公司提供免费硬件,通过OBD数据和自带的G-Sensor记录驾驶员的行驶路况、习惯,保险公司再据此进行合理的定价,消费者可以获得理论上更合理的保险定价。同时,因为驾驶者知晓驾驶习惯将影响保险成本而减少危险驾驶习惯,保险公司出险率得到下降。“互联网+”保险扩展了金融地理学的应用范畴与前景,也使金融排斥、过度负债、金融滥用等问题的解决有了科学的依据与参照。
  2.5 地缘政治金融地理
  与奥布莱恩“地理已死”观点相反,金融全球化并未使地理无关紧要,相反,空间位置(表现为各地区的历史和制度背景)将继续划定谁有权以什么样的价格获取哪些金融服务。美国次贷危机显著地表明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的经济脆弱性在国家和地方两级均体现为极大地跨越空间的变化性。实质上,金融继续重塑着瞬息万变的全球空间政治经济,互联网背景下新的空间逻辑联系显现,机构组织的空间愈加成为一个流动的空间。如在英国,金融排斥被认为是个人或者家庭的议题,而非空间问题。然而事实证明,它是多维度的,既是微观个人问题,又属于空间议题。高风险和次级借款者通常在某些局部地区、贫困地区或红线区域居住或工作,而银行是不会贷款给这些区域的。英国的金融服务存在不均衡分布,主要集中于伦敦、东南部一些城市、爱丁堡以及其他几个城市。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其所有权系统相联系,其对地理上的衰退、复苏有重要影响,现存的金融系统强化了这一特征及复苏的地理结构。中国政府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了新一轮多边合作潮流,也恰恰体现了地缘货币政治学的智慧。“一带一路”战略从本质上看是一场国际金融合作的革命,也是一场中国经济地理的革命,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到重塑沿线国家经济地理,进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此外,聚集和分散并存趋势下的“总部经济”与“临空经济”发展,都是中国政府着眼于地缘政治金融地理的视角,推进金融服务区位结构的升级演化及带动特定区域经济发展。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引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金融支持氛围等都是功能距离、学习型区域、信息腹地、金融包容等金融地理学理论的现实应用。
  2.6 健康金融地理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教授从事的是福利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的新研究,他把经济学的数量化研究与伦理性研究结合起来,彰显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健康金融地理的理念也是源于此。金融排斥作用于健康的机理如下:金融排斥程度降低将放松刚性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s)。金融排斥通过改进居民福利进而完善营养行为。金融排斥的空间集聚易引发弱势人群营养不良的空间集聚。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Over-indebtedness)存在自强化恶性循环,这将导致居民面临基本剥夺(Basic Deprivation),次级剥夺(Secondary Deprivation),环境剥夺(EnvironmentalDeprivation)与健康剥夺(Health Deprivation)。被排斥人群和过度负债人群不仅缺乏基本的消费品如服装、食物、暖气与社会参与,而且缺乏家用耐用消费品、汽车、假期等。这些弱势群体长期处于巨大压力之下,强烈的绝望与不安全感,也会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互联网+”医学,将重塑医疗模式、步入健康时代。互联网医疗的新模式以及互联网健康端的新蓝海,成为大有潜力可挖掘的新领域(如智能可穿戴设备、微信公众平台、移动营养在线平台App等),健康金融地理学将解决传统垄断服务业的痛点,结合城乡居民的社会、经济、文化、金融属性,实现营养改善及健康的有效分级管理,形成健康状况与金融资源的正向反馈环。
  3 前景与展望
  3.1 学科融合协同发展
  金融地理学蕴含了复杂系统论的观点,强调大生境,因此复杂系统的方法论、自组织、空间计量等一直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研究着眼于微观个体及文化转向,很多社会学、心理学理论也开始被采纳,如“承诺信任理论”、“感知风险理论”等。同时云计算、模拟分析、大数据分析等工具逐渐渗透于该学科的分析研究中。金融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广泛性推进不同学科的加速协同发展,如营养学、行为金融学、计算机科学、演化经济地理学、货币政治学、房地产金融学等的交叉融合,催化了一批新的学科增长点,赋予实践以理论根基与细化指引。
  3.2 金融地理空间复杂多元
  货币景观具备内生性空间的特质,包括区位结构、制度地理、监管空间及公共财政空间等。互联网的兴起,似乎突破了疆域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对疆域、领土是国家或区域发展的决定要素再次被肯定与强调,“全球—区域两难”突出体现了空间意义的多元化;领土飞地的概念超越了传统的自然地理疆域,涵盖同属某一行政疆域却存在不同金融图景的差异(如政治或行政疆域不等同于金融地理的疆域)以及属于不同行政疆域却有共同性的领土飞地(如类似长三角、中原经济区、一带一路等有共生界面的大区域),印证了空间的复杂性。将金融根植于实体经济中,而非将两者割裂,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空间和地点的忽视。实际研究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空间和经济,也要考虑政治、社会和文化;不仅需要具备电子化、网络化的横向思维,也要具备历史、纵向的地理学思维。
  3.3 “小金融”与“大金融”互促共进
  金融地理学采用系统的思想来分析问题。系统思想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克服单维度看问题的传统思维方式,转而采取多维度、全维度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对金融而言,就要结合经济、社会等因素从整体把握金融的发展。现代社会是一个因素众多、目标多样、情况复杂、彼此紧密相关的复杂巨系统。在这个复杂的巨系统当中,经济、社会、金融这三大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任何一个子系统各要素的动态过程,都会与同样处于动态过程中的相关要素存在动态关联性。社会、经济、金融三者既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交叉重叠。金融子系统(如金融综合竞争力)就是“小金融”,而三大子系统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如文化力、开放力、设施力、经济力、科技力、聚集力等)推进金融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就构成了“大金融”。可见,所谓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视角,不仅意指各区域自身的中观“小金融”的协调,也涵盖了其金融、经济、社会的“大金融”系统的协调互促共进。
  此外,金融地理学研究仍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第一,迄今为止,学者很少注意到时间、空间与金融主体化过程、金融化过程的相互交叉。第二,大部分的工作一直专注于金融消费者,国际金融系统中的精英金融主体及其空间性始终是黑箱。第三,纯网络银行的出现对我国金融包容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研究其可能带来的挑战,需要探析这一模式的财务稳健性、风险可控性、生存可持续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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